汪兆骞：新闻和文学联手演绎袁世凯的黄粱美梦

新闻界的抨击

1915 年8 月3 日，袁世凯授意其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鼓吹帝制的《共和与君主论》，明眼人一看便知是为袁氏称帝大造舆论。八天之后，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报纸《申报》，就登载了一篇《申报》主编陈景韩即冷血写的时评《不谈政体》，给予《共和与君主论》迎头痛击，文章短而精悍， 如投枪匕首：

政体已成事实矣，何必多谈？

总统已明白宣誓矣，更何必多谈？

今日所谈者，宪法也，非政体也。

古德诺者，宪法顾问也，非政体顾问。

古德诺多事矣！

何则谈政体，非今日所急也。

在这之前不久，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梁启超的《异域所谓国体问题者》宏文，坚决反对帝制，得到各界支持。但“筹安会”的出现，又形成了一股复辟帝制的逆流。

“筹安会”成立第四天，又是冷血在《申报》发表时评《杨度杨度》， 文章指出：

此筹安会，惜不倡于清帝逊位之前，杨度之救国论，惜不发表于革命未成之日。盖假令在其时，不论其会其事之当否，而杨度固不失为矫矫独立之士也；假令其说固正当诚实。我中国可以强，可以富， 可以立宪，而我民并能不出再番更国体之代价也。虽然未革命之前， 中国原非君主乎！何以国不富，国不强，预备悠久而立宪未成也？

冷血不愧为当时舆论界之魁首，其评老辣深刻，针针见血。杨度助袁氏称帝之嘴脸，其论之荒谬皆现笔端。

9 月3 日，《申报》以显著位置刊出《本报启事》：“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之所以突有“启事”，是因为袁氏曾派人出高价收买《申报》同人， 让他们放弃反对帝制立场。此“启事”表明冷血等决绝坚定地反对帝制的决心。

关于《申报》，做一说明。1908 年3 月29 日，《申报》刊出一则消息说，《申报》创始人美查在英国故土去世，并称英国人美查为《申报》“报馆开幕伟人”。次年5 月31 日，席子佩与英商美查有限公司签订转让合同， 以银圆七万五千元接盘《申报》全部产业，从此《申报》成了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冷血任主编之后，因其鲜明的反对帝制立场，《申报》发行量已达到一万四千份，成为当时中国发行量和影响巨大的报纸之一。后来，著名报人邵飘萍于1916 年7 月北上担任《申报》驻北京特派员，从8 月23 日起，他在《申报》发表《北京特别通讯》，受到读者喜爱，成为当时中国极负盛名的新闻记者。

袁世凯称帝，原本就是一场令人不齿的丑剧，一帮酸腐的谋士和流氓走卒更把这一丑剧演成一出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离奇丑案，旁门左道， 轮番上阵。先是行伍出身的梁士诒，发动各地诸侯、军阀、官僚，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敲锣打鼓，“请愿”劝袁氏龙袍加身。接着，出现了各种各样花样翻新的“请愿团”，招摇过市，丑态百出。比如，一群小脚妇女打着“妇女请愿团”的旗号，迈着三寸金莲上了街；一帮衣衫破烂的乞丐， 提着打狗棍，举着“乞丐请愿团”的旗号，嘻嘻哈哈、骂骂咧咧地在闹市穿行；一队人拉着黄包车，啃着窝窝头，自称是“人力车夫请愿团”，也上街凑热闹；更让人瞠目的是，几个花枝招展、浓妆艳抹的妓女，唱着小曲， 卖弄风情地打出“花界请愿团”，与各种请愿团陆续会集“筹安会”门前， 轮着呈上“请愿书”劝进，然后有人偷偷发给银圆，个个满意而归。

1915 年9 月29 日的《快活林》报，针对这一闹剧，发表了署名吴梅公的一篇《戏拟小百姓上筹安会书》，对“筹安会”极尽讽刺、挖苦、戏弄之能事，曰：

情态直无异于新嫁娘羞对人直言其夫婿也，乃转易一名词曰“他”……与其遮半面琵琶，不如落落大方，全现毕现，反令我小死心塌地，以崇奉此尊无二上之君主也……至于清议可惧，外人难服， 似可不必计及，当今之世只宜图利，何容虑将来之害……诸公可放胆为之，小民当拭目以俟。

10 月10 日在上海创刊的《中华新报》，张季鸾等执笔，以传达“真正民意”，“忠言报国”自期，表示“只求公理正义所在，不为金钱势力所倾”，反袁称帝自在意中。11 月22 日，上海《爱国报》发表何海鸣的文章《失态之政府》，指责袁世凯政府欲复辟帝制，为“叛国之万恶政府”。《中华新报》被袁氏禁止在租界以外“出卖散布”，后又被查封。而《爱国报》则被查封，主笔王血痕被押送会审公廨“ 办”，所幸发行人简书等逃走。

1916 年，当袁世凯软禁章太炎时，包天笑主持的《时报》时评，发表了他写的《幽禁章太炎》一文：

章太炎一学者也……试问彼究有何罪而必欲幽禁之致于死？夫政府而果有力者，何不阻止蔡锷出京，亦既放虎归山矣，而拘一手无缚鸡之力之文人，以为解嘲之地，亦殊可笑人也。

袁氏幽禁章太炎于北京龙泉寺，是因章太炎坚决反对袁称帝。原本是秘密幽禁章太炎，并不为外界所知，此番由包天笑公布于世后，社会舆论大哗，纷纷谴责袁氏。蔡锷一直反对袁称帝，后被袁软禁北京。去年11 月， 蔡锷逃离北京，在云南高举讨袁义旗，这是袁氏最头疼之事。

包天笑（1876—1973），原名清柱，后改为公毅，江苏吴县人，年轻时科考考取秀才。欧风东渐之际，受西方新学影响，支持变法维新。后在苏州组织励学会，开书店，办《励学译编》月刊和《苏州白话报》月刊。介绍西学，启发民智。其以翻译小说走上文学道路，参与了社会文化与文学启蒙活动。“五四”以前，包天笑在促进小说繁荣，推动白话文方面，也功不可没。他主持的《时报》时评，在当时的教育界颇有影响。

文学界的演绎

袁世凯处心积虑，终于黄袍加身，后又匆匆在众叛亲离中撒手人寰，既是一场悲剧，又是一出闹剧，却为文学家提供了太多绝妙的创作素材。单以刻画人物为基本审美范畴的小说来说，写袁世凯者就数不胜数。

1915 年9 月，袁世凯宣布承认“二十一条”，引起举国愤慨。周瘦鹃创作了《亡国奴之日记》，该小说通过“我”之所见所感所历，揭露了袁世凯卖国招致侵略者残暴入侵的罪行，并怒斥了平日鱼肉百姓的官兵在敌人面前卑躬屈膝的无耻丑态。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品还热情地赞扬了人民自发的抗敌保国斗争，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周瘦鹃在《亡国奴之日记·跋》中说：

吾尝读越南、朝鲜、缅甸、印度、波兰、埃及亡国史矣，则觉吾国现象乃与彼六国亡时情状一一都肖，吾乃不得不佩吾国人摹（模） 仿亡国何若是其工也……吾岂好为不祥之言哉！将以警吾醉生梦死之国人，力自振作，俾不应吾不祥之言陷入奴籍耳。

周瘦鹃与包天笑等都是当时《礼拜六》《半月》《紫罗兰》等畅销期刊的创办者，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贯穿其间，使这些期刊成为有影响的读物。

当时，不少长篇小说也都参与了讨袁复辟称帝的斗争。较为突出的是发表在包天笑主笔的《小说大观》上的《如此京华》。作者叶小凤即叶楚伧，很早就看穿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在袁氏犹抱琵琶半遮面时， 他的《如此京华》就开始分卷在《小说大观》上发表，可谓与袁世凯的黄粱美梦同步进行。小说以“方将军”影射袁世凯，但聪明的读者自会心领神会。

另一部杨尘因创作的长篇《新华春梦记》，其人物则全用真实姓名， 举凡当时活着的政坛政客、军界要员、社会贤达，皆纷纷登场亮相。

他的小说多写其趣闻轶事，趣味不高，严重影响了小说的严肃性，而《新华春梦记》却值得称道。它摆脱了野史调侃恶搞的路数，是一部较为严肃，以真实的历史面目、真实的社会人物示人的作品。

小说是从1915 年8 月14 日“筹安会”第一次活动写起。“洪宪六君子” 粉墨登场，其会议氛围，其不同性格的人物，活灵活现，毕现笔端。且抄录一段：

刘师培道：“但是这个团体，叫个什么名称呢？”

大众便低着头，想了半晌，还是杨度说道：“现在中国人的心，只有一个安字，可以笼络得住，不如叫作筹安会罢。”

大众同拍手道：“好极！好极！”

严复道：“会既然通过了，我们也该选几个发起人，撰一篇宣言， 订几条简章，设一个事务所，才好进行。”

三人年纪，刘师培最轻，杨度次之，严复最长，但袁氏更器重杨度， 故小说安排刘师培提问题，杨度作答，严复补充。足见作者对人物尊卑的把握上极有分寸。刘师培早年出卖革命党人，声名狼藉，只配充当提问题、敲边鼓的角色。而杨度乃参政院参政，为国事共济会骨干，“筹安会”主要策划者，且筹谋多日，成竹在胸，由他取名，当仁不让。严复长杨度二十一岁，长刘师培三十一岁，已是过气儿的老人，也只有做补充的份儿。

小说对袁世凯丑陋心态的刻画，也入木三分，力透纸背。下面再抄录一段袁世凯得知他一手操办的“国民代表大会”全票通过君主立宪国体， 自己当选为皇帝消息时的丑态：

他得了这个喜报，便呆呆向那神仙榻上一躺，半晌不曾作声，吓得报喜的人倒吃了一惊，也不知主子犯的什么毛病。静候片刻，见袁世凯仍是不发一言，吓得不敢作声，慢慢退出房去。这时，左右的侍官见他这般情状，也都吓得不敢近前。

袁世凯躺在那神仙榻上，呆了许久，猛然翻起身来，背着两只手， 在房里打磨旋。自言自语道：“咦，得了！咦，得了！”接连说了十多声，就向于夫人房中冲去。进了于夫人房门，也是这个样儿，吓得于夫人不知怎样才好。一时，各房太太都拥到袁世凯左右，谁也不敢插嘴去问他，各自闷在心里。袁世凯仍是背着两手，摇来摆去地冷笑道： “咦，得了！咦，得了！”于夫人听得实在不耐烦，便仗着胆子问道： “主子，您什么事得了呢？” 袁世凯仍自言自语道：“这乃是民意所归，你们总不能再反对了。” 于夫人听罢，知道他又中了皇帝身上的病，心坎里便安了一半，忙转脸来劝袁世凯道：“我看您也要休息休息才好。白天也想登基，夜晚也想即位，没有一时一刻不在那龙袍龙帽上打主意。日常如此，恐怕您这条老命，还要送在皇帝两个字上咧！”

小说寥寥几笔，即写出了袁氏独特的行为方式，一个“熟识的陌生人”便也就站立在我们眼前。常人得到日思夜想的东西，多是喜形于色， 异常兴奋，而袁氏则“半晌不曾作声”。其性格的复杂性，也在其大喜过望时的冷静中，特别他痴呆呆地叫出那几句“咦，得了”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半晌不曾作声”，“咦，得了”两个细节，是完成“这一个” 的神来之笔。何谓小说？从小处说起者也。判断小说之优劣，不在于谁会讲故事，而取决于塑造人物之主体鲜活，揭示人性的深度和广度。至今人们在回眸《新华春梦记》等小说时，皆视其为“政治小说”“谴责小说”等，一言以蔽之，皆是通俗小说，此观念有中国绵延千年的鄙视小说遗风。《新华春梦记》全景式、近距离、富有新闻性地真实再现袁世凯称帝的历史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更重要的是小说将袁世凯刻画成一个鲜活的“这一个”艺术形象，正具备了小说的现代性特质。我们不应轻视它们。

小说的结尾，写得也很精彩，堪可与当代小说媲美：

可也奇怪，在袁世凯死的那一天，正是端阳佳节，谭叫天忽然高兴登台，在文明园里演了一出多年不演的《打鼓骂曹》，城市上一班戏迷，争先恐后地去过瘾。直到戏散之后，忽听说善演曹操戏的黄润甫死了，于是都说死了一个活曹操。就有一般慧心的人，疑心是袁世凯死了，风风雨雨，布满京华，后来袁世凯死信传出去，果然是这一天。

小说这个民间化的结尾，在交代书中的主角袁世凯之死时，波澜不惊， 极为平静，一代奸雄过世了，生活还一如既往地进行。很有哲学意味，又深有寓意。

以袁世凯称帝为题材的小说，一时甚为风行，但多演绎者。比如写其长子袁克定，就是一例。

为当“皇太子”，袁克定积极参与其父的称帝活动，是事实，但华北沦陷后，日本情报头子想拉拢已经家产败落、生活困难的袁克定加入伪政权，被他断然拒绝。他曾对表弟、大收藏家张伯驹说，出任伪职固然有了财源，但也不能因此去当汉奸，这表现出他的民族气节。而这一重要品格，却无人提及。历史，常常忘记这些细节，使一些人物变得过于单一或变得模模糊糊。

（本文摘自汪兆骞著《走出晚清：大师们的涅槃时代》，现代出版社，2017年6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发布，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袁世凯称帝此后胡瑛只是以湖南籍国会议员身份游走京师，但由于稍后发生的刺宋案和二次革命，使得胡氏与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领袖一起亡命海外。由于追究二次革命的失败之责，孙、黄两位首脑发生路线分歧，而由于胡瑛与黄兴的渊源，所以胡顺理成章地站在了黄兴一方，参加了欧事研究会。欧事研究会和黄兴本人在当时被视为国民党的温和派，但随着袁世凯帝制活动的渐次展开，该会也成为反帝制势力的一部分（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411页）。

为了顺利当皇帝，袁世凯还找来了叫无非子的术士，命他为袁世凯算一卦，结果这一卦算了21天，告诉袁世凯只有一条路可走—称帝，袁世凯称帝前可是什么都准备足了，然后给各个省发电报，觉得自己称帝是有上天的帮助，然后让“筹安六君子”组织了筹安会继续为袁世凯称帝大肆的鼓吹，鼓动民声，在称帝过程中，只有他的亲信冯国璋曾经阻止过他，就没人敢劝阻他了。

并谴责王芸生对袁氏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表现之肯定，云：“直到十年之后，还有一个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替袁世凯辩护，说他在这幕交涉中‘政策颇为正确’和‘捷才机智’。”

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发回，并申令“另行推戴”。他首先表示：“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誉无可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